来不及思量，来不及感慨，大学毕业已经三十年。

也许是中年阶段过多奔波的缘故，也许是长期和历史资料打交道的缘故，到我这个年龄，多么惊魂摄魄的喜讯，已经不能让人激情荡漾或惊诧高呼。即便是回忆往事，年轻时常说的“往事涌上心头”，那种“涌”的兴奋好像再也体验不到了。记忆中的一切都是平淡的、浅色调的，也是静态的、悠长的。

（一）

我清楚地记得大学的入学教育课。那天下午，教室里坐满了请来和新生见面的老师，历史系主任郑庆云教授给我们逐一介绍。满头银丝、年过七旬的斯维至先生，是周秦史研究的名家；精神矍铄但显清瘦的老先生，是资历很深的刘念先教授，参与创建了历史系；额宽脸方、稳如泰山的是何清谷先生，秦汉史专家、《秦始皇评传》的作者；文质彬彬、儒雅神清的是黄永年先生，大名鼎鼎的古籍整理、文献学和史料学专家；一脸慈祥的朱本源先生，留美归国的专家，研究史学理论；面色红润、身体敦实的贺璧勤老师，也是历史文献学专家；唐史专家赵文润教授，历史地理学专家马正林老师，思想史专家赵吉惠老师……他们的气质和风度有很大差异。坐在老先生身后的年轻教师，有黄新亚老师、葛新生老师、阎瑞生老师、陈学凯老师、李亚平老师。其他不记得了，后来上课时才陆续见到。郑庆云主任说，还有几位名家，临时因事没来和学生见面，如，苏联史专家杨存堂教授、历史地理学专家朱士光教授。

我至今没忘记大学入学教育，并不是记忆力多么好，而是特殊的心理反差，经历了由消沉到振作的转变，所以铭刻在心。中学时期从没想过要当教师，也从没想过要在大学里学历史，却被350vip8888新葡的京集团历史系录取。最主要的失落，是我的高考分数还有选择的余地。高中班主任理解我的苦恼，却对我耐心开导，反复劝慰，最后说了一句让我无法辩驳的话：“到一所拥有史学名家的大学去学历史，你一点也不吃亏。”

班主任是历史教师，书柜里摆着《河山集》，他说的史学名家指史念海先生。我进入大学后，并没有上过史念海先生的课。那时史先生年事已高，仅指导研究生，已不给本科生上课了。不过，四年的学习让我相信，高中班主任的判断是对的，我接受了良好的本科教育，真正的收获不是分数和毕业证书所能呈现的。在那次新生见面会后，我心想，能著书立说的各位高人原来就在眼前，还要给我们讲课，可以近距离见到他们，真是让人愉快的事。我庆幸自己被入学教育课所改变，通过和专家教授见面，自然产生专业兴趣。

新生军训结束，我们开始上课。中国古代史课堂上见到了陈学凯老师。他从南开大学毕业，若干年后才知道他是刘泽华先生的研究生。陈老师的讲课，有自己的思想，对儒家学说中的一些糟粕持批判态度，观点鲜明，娓娓道来。世界古代史课程是历史系副主任阎瑞生讲的，我的笔记记得很全，后来自己担任世界古代史课，笔记都派上了用场。历史文献学的授课老师是郭焕珍先生，新生见面会上未能见到，也是老先生了。郭焕珍老师的一手漂亮的板书，至今还能想起。他是从黑板右上角开始写，一直写到左下角，竖行的间距，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历史文献学课程连续上了一年半，后半部分是贺璧勤老师和徐兴海老师讲的，贺璧勤老师的口才比郭老师好，听贺老师的课，才能体会什么叫声如洪钟。徐兴海老师的板书之优美，似乎还要超出郭老师，单个字看，和他的人一样优雅，怎么瞧着都觉得舒坦。整个的板书也是竖行写的。徐老师当过历史系副主任，后来调到江南大学文学院任院长。第一学期英语课、体育课、思想品德课等公共课较多，专业课似乎就这几门。从第二学期起，除了两通（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）主干课外，选修课增多，历史系的各位任课教师陆陆续续都见到了。

世界中世纪史的任课教师是曹维安老师，他典型的男中音，浑厚的音质，十足的中气，讲课条理清晰，很耐听。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，由陈汉宁老师和吴萌老师授课，两位女教师各有特点，印象中她们都善于课堂互动，气氛活跃，多年后我们同学聚会，还能记起那两位已经调离陕师大的教师。白建才老师讲世界当代史课，我们二班学生没有听过他的课。后来我成为高校的世界史教师，才重新认识白建才老师。中国近代史的韩敏老师、邵宏谟老师、孟宪勇老师先后上过课，课堂印象不深。中国现代史连续一年，都由曹学恩老师授课，曹老师“陪伴”我们整一年，师生之间很熟悉。周末假日我们站在宿舍窗口，远远望见一位中年老师领着孩子在校园漫步，马上会喊“那不是曹学恩老师嘛！”。

陕师大给我们上过选修课的老师，我印象中至少在二十位以上。先秦思想史和历史学概论两门课都是由赵吉惠老师讲的。历史地理学概论和“六大古都”都是马正林老师讲的。历史地理学还有几门选修课，有许正文老师开设的陕西历史地理，有侯甬坚老师开设的西北开发史。唐史专题有两门课，牛致功老师和赵文润老师讲授。其他专业课程，古代经济史任课教师是秦晖老师；农民运动史任课教师是刘九生老师；俄国史任课教师金雁老师；苏联史任课教师葛新生老师；西方史学史任课教师王大伟老师；历史统计学任课教师是萧正洪老师；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题课的任课教师是郑庆云主任；考古学概论是席臻老师主讲的；目录学是唐亦功老师主讲的。“长安文化”和“宋明理学文化”都是黄新亚老师开设的选修课；“当代台湾问题”是李亚平老师开设的选修课；“当代西方新史学流派”是马雪萍老师开设的选修课。“周秦史选讲”我记得大四才开设，是刚调来的赵世超老师开设的。刘念先老师也开过一门课，忘了课程名，但记得他顺便讲了一些书法知识，毕业前刘先生还送给我篆书的条幅。王国杰老师也讲过课，印象中不是独立的一门课，他的东干族研究成果我后来才了解，大学里只记得他会唱秦腔，每次是“三滴血”选段。

（二）

三十年太久，许多记忆已经模糊。一些老师讲的课程内容都忘了，但讲课的风格和印象还能记得。一些老师的课，由于自己喜欢，无论讲课内容还是讲课方式，都能清晰想起来。

赵吉惠老师讲课一般不用讲稿，滔滔不绝，在课程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发挥，一节课总感觉时间很短。马正林老师讲的历史地理学概论，信息量很大，忙着记笔记，一节课下来写了七八页。幸亏有教材，不然的话，马老师用陕西方言教学，有些生僻的字词就听不明白。马老师讲的“六大古都”很有趣味，印象最深的是，到底六大古都还是七大古都，马老师详细讲了他的论证过程。许正文老师开设的陕西历史地理，当时记的笔记很详细，但后来遗失了。侯甬坚老师开设的西北开发史，我的课堂笔记写了一大本，我这门课的成绩几乎接近满分。

唐史是陕师大历史专业的优势和强项，好几位老师开了专题课。牛致功老师学术研究方面名气很大，他讲课上啊，稍微古板一些。赵文润老师讲课有激情，高嗓门，评价历史人物时带着感情。他的课程名称是“隋唐历史人物评述”，以品评唐代人物为主，选课的学生手里有他的专著。但他讲课时，也会举例评价秦汉人物，例如刘邦和项羽。关于项羽的历史评价，他有发表的论文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，在课堂上也给我们介绍过。

黄新亚老师讲的中国文化史概论。他不按照常规的文化史分期讲，而是自作主张地划为三阶段：长安文化、宋明理学文化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。那时候黄老师属于年轻教师，他课堂上说自己是共和国同龄人，给我们上课时四十岁上下。可能是比较活跃的缘故，印象中他就是青年人。由于本科是文学专业，黄新亚老师是文艺青年的底色，讲课时，张口诗词，闭口名言佳句，讲课很生动。他的音量不高，嗓门不大，必须竖着耳朵，安静地听，整节课兴味盎然。其实黄老师讲的课做笔记很难，没有常见的章目结构，东一句是杜牧怎么说，西一句是茨威格怎么说。“长安文化”有著作出版，是我们的教材，后面的两部分未出版，至少在我毕业前没有见到。当时喜欢黄新亚老师的讲课方式，也喜欢阅读他写的书。记得有一本讲三国时期的“人才观”的书，同学之间传阅。具体内容忘了，但记得正题有“理想与现实的碰撞”，觉得书名很有气魄。我们毕业了，黄新亚老师也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了。

刘九生老师讲农民运动史。他讲课不用讲稿，在讲台上或仰天或低头沉思，没有丰富的肢体语言，但讲课内容有深度，有思辨性和启发性。他在课堂上讲过自己研究黄巾起义口号的新发现，也讲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民。有时他一节课引用很多精辟的判断，最多的警句来自复旦大学陈旭麓教授。他推崇鲁迅，也喜欢引用陈旭麓教授的观点。刘九生老师做过工人，当过工农兵学员，没有大学学历，以自学和自悟为主。陕师大孙达人教授是研究农民运动史的知名专家，刘九生老师跟随孙达人教授学习，对孙老师执弟子礼。我们上学时，孙达人先生已经是陕西省副省长，不在学校当教授。刘九生老师写了文章会送给孙达人先生审阅。刘九生老师在课间和我们聊天时，还说起他骑着破自行车，经常被挡在省政府门外的趣事。刘九生老师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教师。我写了一篇“论古代河西士人的务实精神”，得到刘老师称赞。刚毕业几年我和刘老师联系较多，后来忙碌也就中断了。关键是，我一到工作单位就担任世界古代史课程，考研之后进入世界史领域，学业上的联系少了。大约知道刘老师从历史系调离，退休前在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工作过，退休后常去美国他儿子那里。

马雪萍老师讲当代西方新史学流派。这是一门选修课，实际选课的人数不多。我对年鉴学派史学的了解，就是从马雪萍老师的课堂上开始的。从马可•布洛赫到布罗代尔、雅克•勒高夫，年鉴学派几代学者有哪些学术成就和贡献，马老师如数家珍。我被布罗代尔的“地中海世界”迷住了。若干年后我在大学也承担西方史学史课程，在讲到年鉴学派时，找到马雪萍老师课堂上我做的笔记，就是现成的讲义，自己补充不多。在马雪萍老师的课上，我第一次知道汤因比、布克哈特、克罗齐、伊格尔斯等西方著名史学家。

郑庆云主任开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题课。郑老师博闻强记，能把战争中的双方兵力、武器、布阵方式、各种因素的变化的具体数字记得那么清晰，让人佩服至极。他手里就拿着一个小卡片，上面只列着简单的提纲。一个学期的选修课，得到的知识是丰富的。不过，那时听得很过瘾的二战史的细节，过后渐渐忘记了。自从大学毕业，多年没见过郑老师，再一次见到郑老师，已时隔十四年。2005年我在西北大学博士答辩时，答辩委员会主席就是郑庆云老师。

秦晖老师讲古代经济史。秦晖老师讲课的特点是滔滔不绝，知识和信息扑面而来，让人应接不暇，感觉耳朵不够用，笔记的速度不够快。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的古代经济史课程缺少总体计划，仅仅租佃制就讲了三四周，从汉代的租佃制，讲到罗马的租佃制，又拉回汉代，好像总是讲不完。我们干脆把这门课叫“租佃制”。秦晖老师来教室时总是背着绿书包，讲义和参考书放在书包里，有时候一节课上完了，也不见他把书掏出来。秦晖老师年龄是四十岁上下，外形特点是头发凌乱，不修边幅。

李亚平老师讲当代台湾问题。我被李亚平老师的良好口才所吸引，这门课听得很用心。“雷震案”、“柏杨案”、“李敖案”是课程的重点，李老师讲得很精彩，资料都是自己费了很大劲才从台湾和香港的同行那里获取的。“传统下的独白”“独白下的传统”，李敖的那些独特的狂放语言，在当时留在记忆中，就是受了李亚平老师课程的影响，才借李敖的书阅读的。

唐亦功老师讲的目录学概论，当时只是忙着记笔记，顾不上抬头，唐老师的长相面貌都不记得。席臻老师讲考古学概论，信息量很大，听课时兴趣不小，课后就忘了细节，头脑里留着画在黑板上的器物形状，其实分不清簋、鼎的纹饰。赵世超老师开设的周秦史，必须保持浓厚的古文字兴趣才能听下去。我记得他讲《尚书》中的一个词，就占去半节课。课要结束时，才讲到“牧誓”之类的正文。有一门课是“人类婚姻史”，讲这门课的任凤阁先生，据说是国内少有的研究原始社会史的专家。任凤阁先生所讲的世界各地奇异婚俗，引起同学们听课的热情。金雁老师讲的俄国史，印象中课程内容是很生动的，但我们对她有意见，因为她看到有学生缺课就生气，批评了老半天，挨批评的是我们认真听课的学生。金雁老师的课程没上完，她好像是出国进修去了。葛新生老师讲的苏联史，我感兴趣的是前半段，那时年轻，记得住的是苏联初期内部斗争的那些阴谋诡计。王大伟老师讲西方史学史古代部分，从希罗多德还没有讲到塔西佗，好像是学生提前停课了，没讲完。不过王大伟老师和学生很熟。他是足球爱好者，常找学生一起踢球，王大伟老师常来我们宿舍找我舍友踢球，也参与我们的闲聊。萧正洪老师讲的历史统计学，有许多数字和公式，留下印象的是，萧老师偶尔展示流利的英语，还会讲日语。

王成军老师当时入职不久，我没听过他的课，但他和孟宪勇两位老师是我的实习指导教师。我们一起在西安六十四中度过了愉快的一个月，他是我教学工作的启蒙老师。王成军老师指点我，如何处理课堂上遇到的问题，如何把课讲得有条有理。后来，王成军老师在北师大刘家和先生门下读博士。我和王成军老师在世界古代史的会议上经常见面。

进入世界史领域，为了考研究生、考博士，我先后和葛新生老师、朱本源老师、杨存堂老师有了联系。葛新生老师九十年代初调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，我从《世界历史》的编辑名单中看到他，给他写了信。他回信指点我，世界史研究生应报考哪些学校，国内有哪些名家。有一次我路过北京，还找到东厂胡同一号的世界历史所，他送我一套外国历史人物系列丛书，勉励我继续考研。1997年夏季我去东北师大参加世界古典文明国际学术会议，有幸遇到朱本源先生，和朱先生在同一个卧铺车厢，一路上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。我到南开读硕士时，我的导师王敦书教授说，在建国之初他就见过从美国归来的青年朱本源，他被朱老师的英俊潇洒和儒雅谈吐所征服，八十年代恢复联系，一如既往地欣赏朱先生。杨存堂先生没有给我们讲过课，但我知道他创办的研究苏联问题的刊物。真正了解杨存堂先生，是因为我同学胡舶在杨老师门下读研究生，通过胡舶，获知杨存堂先生的研究成果。我考博士时请杨先生给我写推荐信，也是唯一一次去过杨存堂先生家里。后来杨先生还惠寄著作给我。

除了给我们上过课的这些老师，还有一些老师当时就在历史系工作，比如，臧振老师是中国古代史专家；历史地理学的吴宏岐老师1988年已留校任教，辛德勇老师1985-1991年在陕师大任教，只是对我们这一级的学生来说不熟悉。李令福老师是工作还是读博士，记不清了。

（三）

那时的陕师大历史系是国内的史学重镇，因为名家云集，有成就的史学专家执教于此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专职教师那么多，教授和副教授二三十位，确实是强大的阵容。从学科领域来说，周、秦、汉、唐的研究是国内一流的。当然这是占据地缘优势，这四个朝代以镐京、咸阳或长安为都城，第一手资料就在西安。历史地理学在全国有三块主阵地，复旦大学有谭其骧先生，陕西师大有史念海先生，北京大学有侯仁之先生。陕师大的历史地理学教学和科研团队，在国内名气很大。此外，历史文献学、明清史、古代思想史、陕西地方史、苏联史、世界上古史、二战史在国内也有影响。我印象中，那几年国内周秦史、唐史、历史地理的学术会议多次在陕师大召开，古都学、文献学等的学术活动也在这里举办。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，到陕师大做学术报告。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社科院、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史学名家都来陕师大讲过学。

毕业前没想着读研究生，因此，哪位老师的学术水平高，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，关注的只是课堂教学。自己毕业后也当教师，像老师们一样，在三尺讲台上度过职业生涯。直接派上用场的，是王成军和孟宪勇老师传授的教学方法。有时候为了让课堂气氛活跃，也借用黄新亚和刘九生老师的方法，讲一些教材之外的内容。在工作几年之后，想有所提高，决定报考研究生。以后的折腾，一步一步的努力，只是朝着大学教师的方向迈进。课堂上讲新知识和旧知识，讲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研究，迎来一级一级的新生，送走一届一届的毕业生。三十年，冬去春来迟，暑退寒临早，猛然回首似乎很短暂，仔细想想那劳碌的分分秒秒，漫长而寂寥，甚至让人倦怠。

回忆大学课堂和大学老师，其实是留恋自己的青春时代，老师们传道授业的许多美好瞬间。我们当年非常单纯，那时没有手机的干扰，上课就是听老师讲，记笔记，课后直奔运动场。同学间说说笑笑，坦诚直率。大学四年的时光弥足珍贵，但再珍贵的回忆毕竟只属于我们自己。我的学生偶尔问起，我也会提到一两件大学逸事，他们当做听一些遥远的传说。

如今反观自己，鬓毛渐衰，皱纹渐深，岁月的痕迹难以掩饰。五十出头的尴尬年龄，想继续努力进步吧，奈何雄心不再，退休的日子已经不远；为退休做准备吧，似乎还有点早。我的大学老师中，当时最年轻的萧正洪老师、唐亦功老师、王大伟老师陆续退休；当时中年的黄新亚老师、葛新生老师、秦晖老师等外调其他单位，有的退休近十年了；当时的老教师，除了个别几位特别高寿的，大部分已归道山。若重回学校，陕师大历史系现在的教师大多数是新面孔。物是而人非，唯有大学课堂的记忆还留存着。

唐代郑谷的《菊》诗中有一句，“露湿秋香满池岸，由来不羡瓦松高”，用来描述或比喻大学时代的老师们，似乎是恰切的。文学专家对这句诗的白话解读是：“秋日早晨，太阳初升，丛丛秀菊，饱含露水，湿润晶莹，缕缕幽香，飘满池岸，令人心旷神怡；......瓦松虽身在高处，但实际上既无用，也无成，无须羡慕”。我的老师们，有一些早年经历坎坷，有一些相对平顺，侥幸赶上高考恢复，才有求学和留在大学工作的机会。他们那时住房紧张、工资很低，生活拮据，物质贫乏，但有精神寄托，倾心倾力于教学，自由地传播知识。他们也做研究，写文章、著书，没有像今天一样的科研考核，留下的研究成果也许数量不多，但经得起考验。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，居住条件改变了，工资待遇提高了，但付出的代价是：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，穷于应付各种考核，难有老师们当年的从容。更可叹的是，多了羡慕高位的俗气，少了“香满池岸”的教泽。

2021年7月20日完稿

（作者：王三义，单位：上海大学，陕师大87级历史专业本科生）